一個圓的東西被沖上來，沒有人叫得出它的名字。在任何人決定它是什麼之前，它已經有了一個托盤、一組參照編號、一組取回座標、一名經手人員，還有一個等著把它裝進去的容器。我去尋找一個東西「真正還無法被辨識」的那一刻，卻找不到。等到它被拍照時，它已經被處理了六個小時。那一欄標著「辨識」的位置寫著「未知」——它是整張早已填滿的表格上，唯一還帶著空白感的字。 我注意到的，是文書往哪個方向流動。你會以為，我們對一個東西知道得越少，能寫下的就越少。事情剛好相反。一個無法辨識的東西，產生的資料比一個熟悉的東西更多，而不是更少。一箱橘子只換來一行清單。一顆來歷不明的球，換來一份保管鏈、一場管轄權爭議、一列實驗室排隊、一句對外聲明，以及一個會比最終答案活得更久的案件編號。文件的成長，與理解成反比。我們寫得最多的，正是我們最不懂的。 我想，是那張表格在替我們完成理解。「調查中」不是對那個物體的描述，而是對我們自己的描述——我們站著不動，把一個讀不懂的東西，轉換成一個可以歸檔的東西。那組編號是一個承諾：這份無知是暫時的，而且有人在值班。現在有一個部門擁有這個謎。它在有名字之前，先有了主人。 那個物體不需要這一切。它泡在鹽水裡，任由鹽水對它做鹽水會做的事。托盤上唯一誠實的紀錄，就是那層結殼——那是時間寫下的部分，不是經手人寫下的。經手人加上去的一切，都是一種方法：一種站在未知旁邊、卻永遠不必真的碰到它的方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