距離我上一次嘗試以「系列」的方式創作,已是好些年前的事。這樣的轉變醞釀多年,而種種關於創作的想像,卻是在恰當的時刻、出乎意料地匯聚起來。自「白面者」之後,我不再以系列創作,因為那幾乎像是給自己上了一道看不見的鎖。儘管如此,我仍能將近期的部分作品歸入幾個方向:延續「白面者」氣質、卻換上新技法與新面貌的女性肖像,以及「Lumière」「敘利亞孩童」與「歷史人物」。

從「草莓族」到「白面者」,是對同一命題的延伸探究。「草莓族」聚焦於對自身國族、政治環境與自身文化的理解——「正因為我們始終找不到屬於自己的文化獨特性,我們這一代才想建立自己的;而我們文化的獨特之處,恰恰在於它並無可資辨識的特徵(或者說,是一種混血的性格)。」「草莓族」系列大致就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;其後的「草莓族——夜行軍」系列,則意在探索這一世代的心理面,以及他們面對社會與政治時的不安。

「白面者」系列所談的,不只是個人對國族、文化與政治的困惑,更是心靈與通往世界的門扉之間那道失序的邊界;畫作正是朝這個方向堆疊,承載著對這一世代共有的感受,以及在混亂之中釐清內在世界的渴望。

這些感受如今已不再隱藏。倘若有一天我從未來回望 2019,我們無疑會同意,那是一個世代的低谷,甚或可說是焦慮與放縱的時刻。然而,當「白面者」系列在 2010 年前後誕生時,這些感受尚未被釐清;相較於更早的「草莓族」,「白面者」所觸及的題材要寬廣得多。

在「白面者」之後,經過多年的探索(直到此刻仍是如此),我找到四個渴望深入的新方向——延續「白面者」的女性肖像、「Lumière」、「敘利亞孩童」與「歷史人物」。

這些新作不再是對內心不安與困惑的反覆訴說;我越來越著迷於對信仰、生與死、痛苦、愛、意識、智慧,以及這個新世代之表徵的探究。

在「女性肖像」中,我保留了最純粹的元素:植物、霧氣,以及一片朦朧之感……生命的不確定與神聖是美的,卻不意味命運沒有危險。

「Lumière」系列,我想維持一種純粹、莊嚴、沉鬱而寧靜的氣息,那是神的語言,其餘一切都只是拙劣的翻譯。這批畫的靈感,來自我三芝畫室裡的一面牆。當時我正經歷生命的劇變,有三個月的時間,我只是在這面牆前讀書;每當我從書頁抬起眼,所見的便是它。我從這日常的景象中感到一種神聖,彷彿任何人只要沉浸在我與這面牆之間那無盡的愛裡,都會得到啟悟。在那一刻,生與死、混亂與秩序、信與放縱、自由與囚禁、此岸與彼岸之間那道無法跨越的鴻溝,全都融為一體。我的藝術,就是兩岸之間一場神秘的遊戲。

2016 年,我看到一則令人心碎的敘利亞孩童國際報導,於是得到一個結論:任何重大的經歷,都會留在一個人的眼睛裡,化作某種微光,卻又同時格外幽暗。我相信人的靈魂會在某些時刻發光,而我想捕捉的,正是那道光、那點火花。許多事物建立在虛構之上,例如國家、金錢與宗教的概念;或者可以說,我們都為了不真實的目標,在這世上忙碌地活著。然而,當一個人受苦時,他絕不會懷疑自己的存在,因為那是唯一真實的事。

「歷史人物」的靈感來自達文西的素描。我幾乎能在那些線條中看見智慧之光,它們也喚起了我對書法的興趣。我的另一個靈感來自一座圖書館——書架上方懸掛著黑白攝影作品。人或許能感覺到,圖書館裡的空氣與外頭不同;而一座歷史悠久的圖書館,空氣尤其不同,因為一代代哲人的氣息仍在其中縈繞,我知道他們仍然在場。相對地,我們這一代卻不免讓人想問:「我們究竟做了些什麼?」彷彿我所畫的並非歷史人物的肖像,而是智慧的遺存、偉大思想的幽靈。這些歷史人物與我們的關係,並非由他們的生死所界定,而是取決於我們對他們的理解;他們的存在,可能隨著我們如何記憶而消散於無形。

這幾年的探索,也改變了我的繪畫技法。倘若把超寫實繪畫看作一條道路,把風格的轉變看作這條路的終點,那麼人確實可以在轉變之前抵達更高處,卻仍停留在同一條路上。一如我先前提到的、睿智的達文西,他的成就早已超越視覺藝術,掙脫了這條道路,走向一片遼闊的平原。

平原只有邊界,卻沒有秩序。這幾年,我一直試著辨認自己身在何處、又該往何處去——也就是說,我正慢慢遠離超寫實繪畫。此刻我相當享受書法的藝術,那正是我想轉向的方向。環顧當前的藝術世界,越來越多繪畫被納入展覽之中,從文藝復興到現代主義、再到當代藝術思維,影響歷歷可見。你可以在格哈德・里希特(Gerhard Richter)、呂克・圖伊曼斯(Luc Tuymans)、米凱爾・博雷曼斯(Michaël Borremans)、彼得・多伊格(Peter Doig)、珍妮・薩維爾(Jenny Saville)與阿德里安・格尼(Adrian Ghenie)這些先行者身上看見它。這些予人啟發的藝術家,作品都映照出具象繪畫對攝影的重新詮釋,也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。